Lost in Sex-未满18不宜之博客

1.
两年前，我在哈佛主持“历史与文学”专业的时候，想出一个当时看起来很不错的主意。我们发起了一个定期举办的讲座，主讲人都是些以跨学科研究见长的著名访问学者。我以前伯克利的同事和朋友Thomas Laqueur也在被邀请之列，当时他正在写一本充满野心的新书，其中涉及医学史、文化史、心理学、神学和文学。

邀请Laqueur并非仅仅出于私人交情，他1990年写成的Making Sex如今已成名著——该书讨论了性别的医学发现或发明——并对从科学史、社会性别研究到文学批评和艺术史的一系列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发现还是发明：Laqueur的主题是，性别观念的变化并不是经验研究带来的，而是来源于一场复杂的社会价值重估。他指出，人们的性意识在十七、十八世纪中从单一性别模式转变为两性模式，女人的身体从前被认为只是天意造成的男人的残次版本，后来，人们开始认为两性器官是截然不同的了。也就说，人们放弃了过去古老的观念，不再认为阴道只是没能长出的阴茎，卵巢也不是得了隐睾症的睾丸。在文学领域，莎士比亚的假小子们（Rosalind和Viola）也被狄更斯那些奇怪的天使般的形象（Agnes Wicklow或者小杜丽）所代替，后者看起来和男性如此的不同，仿佛以完全不同的材料制成，来自不同的星球，或者更准确地说，有着不同的内部构造。

Laqueur的新书《孤独的性：手淫文化史》与前述著作有着同样让人吃惊的主题：那理所当然、不言而喻、似乎与生俱来的东西实际上是一段“历史”，一段引人遐思、充满波折同时意义重大的历史书写。因此不难理解，在我看来Laqueur是讲座的合适人选，他的到来应该能让这个学期充满活力。他的确做到了这一点，但是之前也发生了点怪事：系里爆发了一场恐慌。恐慌的并非学生，许多学生是看着电影《情迷索玛丽》长大的；恐慌的是教师中的核心成员：主持研讨班和课后辅导的那些人。他们成熟且受过极好的教育，可是他们都惧怕与学生讨论手淫的历史。食屎癖不会令他们感到困扰，肛交不会让他们退缩，乱伦甚至是他们极感兴趣的主题，但是手淫：饶了我吧，别的都行。

私下讨论过几次之后，我召集了一次员工会议商议如何应对“手淫事件”。开会时，我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情是，每个人都在一夜之间变得对双关语超级敏感，就仿佛语言本身出了问题。“Laqueur什么时候来？”窃笑。“他的讲座出了点问题。”咯咯笑。“我们希望商量出什么结果呢？”哼哼声。“如果他的到来让大家不爽，我很遗憾。”爆笑。也许是想对这种集体的愚蠢作出反应，一位经验丰富、通常表现得很明智的教师站起来发表了一通急切的演说。“我以前也教过和性有关的课程”，她严肃地说道，“讲这种课的最关键之处在于：决不能把幽默扯进来。一旦你让学生笑起来，一切都完了。”

鉴于手淫一事很容易引起笑声，当时的场面已经够古怪了，但更古怪的是另一名教师的反应。他宣布，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让学生阅读Laqueur的新书或者听他的讲座违背了自己的良心。尽管他承认，讨论人类行为的医学化与想象力二者的关系并非不重要，但这一讨论应该在他所谓“非强制性的框架”下进行，在这一点上，手淫是独特的。为了避免伤害他的良心，我免除了他的授课任务，并且告诉他，如果学生中有人和他持相同立场，他可以从Laqueur早些时候出版的另一本书里选择内容向这些学生传授，那本同样优秀的著作说的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主日学校和工人阶级文化。这样的学生一个也没出现。

终于有一天，我接到了《新闻周刊》一个咯咯笑的记者打来的电话，她听说了我们的讲座。“好极了，”我说，“我很高兴你来写写我们这学期的讲座。”不，不，她答道，她只对那个讲座感兴趣。明白了她的意思之后，我以一种警惕的冷静对她说，原来你对十八世纪的的疾病分类学感兴趣。她听上去很失望。这本杂志最后只是在某个角落提了一句：“现代手淫大师”来哈佛了。

这时我才充分意识到，Laqueur触及了一个既怪异又重要的东西。我为什么会没有预见到？难道我没读过Portnoy's Complaint（Philip Roth的小说），没看过《宋飞外传》（美剧）？上届政府炒掉了公共卫生局局长Jocelyn Elders，就是因为她公开支持手淫。在迈阿密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当时的总统克林顿说，Elders对此事的态度反映了她本人“与政府政策及我个人意见的分歧”。手淫在各种普遍的人类行为中显得如此独特，它引起了一种特别的，而且特别强烈的焦虑。

Laqueur发现，这种焦虑并非存在于所有文化之中，并且并未见于我们自己文化的遥远源头。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手淫最多带来短暂的难堪或者嘲笑，但它很少或完全不具备医学上的重要性，就我们所知而言，亦不具备文化上的重要性。更令人吃惊的是，Laqueur指出，在古犹太人的思想中这种焦虑也无法找到。这种说法乍看上去并不可信，因为《旧约·创世纪》第三十八章里我们读到了俄南(Onan)“遗精在地”，俄南所作的，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就叫他死了。Onanism的确变成了手淫的同义语，但是创作《塔木德》和米德拉西（犹太人对希伯来圣经的讲解布道书）的拉比们却并不这么看。对他们来说，俄南的罪并不在手淫，而在于故意拒绝生育。在他们的范畴——生育，崇拜，污染等等之中，沉溺于自力更生带来的性快感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Eliezer拉比写道：握着阴茎小便的人就如同把洪水带给世界。有些注释者对此言论的理解看起来似乎是在谴责手淫带来的快感，但进一步研究就会发现，这些注释者关心的也只是对精液的浪费。

相比之下，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家的确对作为一宗罪的手淫有更清晰的概念，但是，Laqueur称，神学家们对这种罪并没有特别的兴趣。除了五世纪的修士John Cassian之外，其他人关心的都是Laqueur所说的社会性的性行为伦理、而不是个体的性行为伦理。最重要的是“作为变态社会生活的性变态，而不是远离社会的、自足型的性变态”。在修道院里，令人紧张的是僧侣的鸡奸行为，而不是手淫，而在世俗世界，关注的重点则是乱伦、人兽交和通奸。

即使神学家提到《创世纪》第三十八章，他们谴责的也不是他的所为，而是其所不为：所以圣奥古斯丁把俄南阐释为一个没有尽其所能帮助他人的人。问题的重心已经从繁衍后代的责任滑向了一种更基本的道德规范，这一变化与基督教那反生殖、倡导清心寡欲的特征很是合拍。神父们无法与犹太教中那种关于俄南的焦虑达成共鸣，正是因为教会推崇的宗教热情是疏远性和生育的。神学家虽然不同意手淫，但也不特别关注它。对他们来说，不仅仅是这些不育的性行为，整个性行为本身，都应当被超越。一个非常严厉的神学家，Penafort的雷蒙，曾经警告已婚男人不要自慰，因为由此产生的性刺激会驱使他们更频繁地跟妻子交媾。虽然结婚要好过欲火焚身，但这种事情还是少干为妙。只有一份十五世纪早期的文本告诉神父应如何引导人们对手淫进行忏悔，这份三页篇幅的指南名为“论手淫忏悔”，据说它的作者是巴黎大学的校长Jean de Gerson。这份指南似乎并没有广泛流传。


2.
改革派神学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关于手淫的传统观念，也没有显著提高对它的兴趣。的确，新教徒曾激烈地抨击天主教创立的机构——寺院和修道院——因为这些机构破坏了婚姻，从而不可避免地助长了手淫。改革派鼓吹：婚姻并非追求更高理想而不可得之人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它是人性之爱与神性之爱的履行。只要不过度沉溺其中，婚姻带来的性快感就是正当的，所有可能的罪恶污点都被神授的生殖目标荡涤干净了。在路德和加尔文之后，手淫又变回犹太人时的模样：它的罪恶在于对生育的拒绝，和对种子的无度浪费。

在一首早期的十四行诗里，莎士比亚机智地为这种浪费赋予了经济学上的意义：

不懂节俭的可人呵，你凭什么
在自己身上浪费传家宝——美丽？

自然赋予这名年轻人美貌，并希望他将美貌代代相传；但“美丽的小气鬼”却把美貌据为己有，拒绝创造能够传承其容貌的下一代。在这首诗里，手淫成了对禀赋的误用。这名年轻人把这笔财富用在自己身上，然后丢弃，而它本来能够产生更多的财富：

你这样一个人跟你自己做买卖，
岂不是自己敲诈美好的自己么？
造化总要召唤你回去的，到头来，　
你能够留下清帐，教人满意么？
美，没有用过的，得陪你进坟墓，
用了的，会活着来执行你的遗嘱。

诗里的这名年轻男子被说成一名“放高利贷却赚不到钱”的失败者，当他放出最后一笔账，自己也就破产了。此处的经济学隐喻显得很是古怪，因为在莎士比亚的时代，放高利贷在道德和法律上均被视为罪恶，而这首诗却为放高利贷说好话。这也许跟诗作者个人的身份有关——创作了《威尼斯商人》的莎士比亚本人，还有他的父亲，都曾放过高利贷。莎士比亚预示了现代手淫史上一个反复出现的、也是Laqueur所关心的主题：十八世纪起，手淫开始被当成一种对生理健康的破坏和对社会经济的浪费加以批判。但不管怎样，他的这首十四行诗都说明，在当时，完全现代意义上的手淫观念还不存在。诗里的男子“跟自己做买卖”，浪费了他的种子，但是这种行为还算不上破坏健康或者影响社会秩序。

文艺复兴提供了一些新的材料：为追求快感而不是逃避生育而手淫。十六世纪九十年代，与莎士比亚的同时代的Thomas Nashe写了一首关于年轻男子去看望女友的诗。他的女友住在一所妓院里，并解释说她这么做只是为了和他见面方便。年轻男子看到女友就兴奋异常，于是不幸早泄，但贤惠的女友还是设法让他再度勃起了，只是勃起时间仍然没能达到让她自己满足的长度。结果，男子懊恼地看着女友用一根假阳具获得了满足。她还说，这东西比任何男人都可靠。这出社会喜剧中提到的，已经很接近Laqueur所指的真正“现代”的手淫，因为Nashe的重点在于追求快感，而不是浪费种子。不过二者还不完全一样。

Laqueur要指出的，并非古代男女从不手淫——那本薄薄的、据称是Gerson所作的忏悔指南认为手淫是无处不在的，历史学家也不怀疑这一点——而是对待手淫态度的古今不同：在远古时代、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手淫都是无足轻重的，它只是偶尔被提及，而就算被提及，也只是更进一步证实了它的无足轻重。所以我们看到，在记录自己生活琐事的《佩皮斯日记》里，这名17世纪的英国作家记录了他享受手淫的时刻，而当时他是有性伴侣的。手淫并没有引起他的羞耻感或者自责，恰恰相反，有一次他泛舟泰晤士河上时，成功地手淫了一把，这令他颇有成就感——按他的说法，是仅凭想象的力量“达到圆满”。他骄傲地写道，整个过程他根本没用手，只靠在脑海中幻想那个他当天见过的姑娘，就通过了“对自己想像力的考验”。稍有不同的是那些庄严的场合：1666年的圣诞大弥撒上，他看着英国女王和她身边的贵夫们达到了高潮，这时，他的良知跳出来自责了，但也只是些许，轻轻的自责。

天翻地覆的变化发生在半个世纪之后。手淫没有被宣判为道德重罪或者经济犯罪，而是第一次被列为一种严重的疾病。“现代手淫的出现”，《孤独的性》开篇这样写道，“可以精确地给出时间，这在文化史上是罕见的。”它诞生于“1712年左右”，标志其诞生的是一本在伦敦出版的小册子，篇幅虽短标题却长：《俄南之罪；或，自我污染的重罪及其带给男女两性的可怕后果，对那些已经以此恶行伤害自身的男女提出的精神和肉体忠告，以及给我国年轻男女的适时提醒……》。小册子没有署名，但Laqueur认为作者是一个名叫John Marten的外科庸医，他出版过一些软性色情医学读物。作者在这本册子里宣称，老天开眼，让他遇到一名神医，此人能治好手淫这种以前无法治愈的疾病。治疗费用昂贵，但是鉴于这种疾病的严重性，它可称物有所值。需要购买此药的人，只需到药店打听：“大力神酊”和“强生粉”。

一切都从这里开始，Laqueur指出。当然，问题在于为什么这本无良庸医的无耻之作没有被扔进它本该属于的垃圾堆，反倒能成为一种严肃医学传统的基石，这种医学传统的出现进而改变了已存在千年的文化意识。一部分原因要归功于作者精明的营销手段：大量后续版本的出现，其中收录了许多蛊惑人心的读者来信，在这些信里，读者坦白了自己手淫上瘾的经过，然后急切地歌颂了这两种专利药物神奇的疗效。但是仅靠营销仍无法解释，为什么“俄南主义”和其他相关条目开始出现在十八世纪的大百科全书中，为什么法国最富影响力的医生之一，著名的Samuel Auguste David Tissot，会同意手淫是一种危险的疾病，为什么Tissot写于1760年的著作L'Onanisme，会在欧洲文学界轰动一时。

Tissot并没有参与贩卖假药，也没有被那本小册子所迷惑。关于这本英国小册子，他写道，“它混乱不堪……很久没看见过这么不知所谓的作品了。”尽管如此，Tissot仍然接纳了它的核心主题，按Laqueur的说法，是Tissot“决定性地把手淫引入了西方主流文化。”不久之后，整个医学界开始把无数种痛苦归罪于手淫，包括脊柱结核、癫痫、粉刺、发疯、消瘦和早逝。

Tissot相信手淫比天花更可怕。不管是什么让他对手淫如此担心，Lagueur认为，肯定不是手淫案例的增加造成的。从未有人声称十八世纪的手淫人数比以前增加了——毕竟，怎么统计是个问题——即便统计数据真的表明手淫数量奇迹般增加了，这种担心仍然需要解释。此外，当时也根本没有新的医学证据、发现甚至假定，来支持手淫危险的观点。这一观点也并非来自于教会或者文化保守派。他们的立场并未改变。

Laqueur的非凡观点：现代手淫是启蒙运动的结果。正是这个理性的时代，是迷信的溃退，对性生活宽容的、甚至是热情的接受，一同把自渎塑造成魔鬼。在Tissot和他博学的同事之前，普通人都会像佩皮斯一样毫无内疚地手淫。在Tissot之后，每个沉浸在这种秘密快乐中的人都不幸地一边干一边想着它的可怕后果。手淫成了对健康，对理性，对婚姻，甚至对快感本身的打击。启蒙运动中的医生及其同盟甚至不承认手淫能带来快感，哪怕是微弱的、令人尴尬的快感；它充其量是伪快感，是对真实快感的扭曲。正因为如此，它才是危险的，必须不计代价地予以防范。

这种令人惊讶的结论居然被一个很难被称为一本正经的人所支持：Giacomo Casanova。十八世纪四十年代，这位威尼斯的大情圣曾经在伊斯坦布尔遇到了著名的土耳其哲学家Yusuf Ali，和他有一场对话。“他问我是否结了婚，”于是，当时还在考虑当一名神父的Casanova回答说他没结婚并且永远不打算结。“什么！”Yusuf Ali说，“除非你的信仰是假的，否则我只好认为你是个残缺不全的人，或者你想毁掉自己。”“我的人生很完整，我的基督信仰也很虔诚”，Casanova坦率地继续答道，“我还要告诉你我喜欢异性，并且享受把她们个个征服的感觉。”

“你的信仰会谴责你这么做的，”穆斯林的圣者说。“不会的，因为我们只要向神父忏悔我们的罪行，他们就不得不宽恕我们。”以同样的坦率，Yusuf Ali告诉Casanova他觉得这种观念很白痴。然后他继续问道，“手淫对你们来说也是罪行吗？”“那是比私通乱交更大的罪过，”威尼斯人回答。“我也听说是这样，”Yusuf Ali继续，“我一直觉得很惊讶，因为如果立法者颁布的法律根本无法执行，那这立法者就是个笨蛋。一个健康男人如果找不到女人，他只能手淫，因为他需要手淫，这是自然的法则。”

Casanova的回答正是Laqueur所书写的手淫史的核心之处，在此，我们见证了基督教道德观如何让位于医学：

“我们基督徒的信念恰恰相反。我们坚信沉溺于手淫的年轻人会伤身减寿。在许多社区，年轻人被严密地监控起来，这样他们就没有机会对自己犯下这桩罪行了。”

手淫的罪过不在于它是否触犯了神圣的宗教规条——大情圣显然还不具备思考如此严肃问题的能力——而在于损害健康，它对于Casanova就如抽烟和肥胖对于我们。

手淫损害健康的说法对Yusuf Ali完全不具备说服力，他对试图通过监视来阻止手淫表达了同样的轻蔑：

“那些监视的人都是无知之徒，他们的老板更是笨蛋。实施如此反自然的暴政，监视只会让反抗的欲望越来越强。”

Yusuf Ali的看法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对Casanova背后那些时髦的西方医生和哲学家来说，反自然的并非对手淫的禁止，而是手淫本身。


3.
Laqueur认为，启蒙运动之所以把手淫定性为变态和反自然，原因有三。首先，所有其他形式的性生活都一定是社会性的，而手淫，即使是一群人一起手淫，或者缺德仆人教小孩手淫，在它的高潮时刻仍然无可挽回地具有深刻的私人性。其次，手淫性行为的对象并非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人，而是一个幻像。第三，与其他欲望不同，手淫冲动的满足无法从外部控制。“所有男人、女人、儿童，似乎突然拥有了无限的满足自己的可能，这种贪得无厌的特征曾经是罗马帝国皇帝才有的特权。”

私人性、幻觉，贪得无厌：Laqueur指出，手淫活动令启蒙运动担心和厌恶的这三种特质，正是启蒙运动自身的特质。Tissot和他的同事已经指明他们所在的理性世界的另一侧面：对个体的私人生活的兴趣，对想象力的钟爱，以及信奉无限扩张的生产和消费的经济学。对人类生存其中的社会、政治和宗教结构进行细致研究之后，十八世纪自豪地推出了道德独立和市场经济的光辉样板，不料光辉样板也会发生毁灭性的异常——手淫。手淫本身看上去也许并不可怕。当狄德罗和他有教养的百科全书仝仁们陈述他们对手淫一事的审慎观点时，他们同意适度的手淫能够缓解饥渴而无处发泄的性欲，因而是自然的。问题是，“适度的手淫”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词汇：耽缅而热烈的想象从来不可能轻易地掌握好分寸。

手淫于是成了一个性怪物，Laqueur写道，因为它集中体现了一种和启蒙精神——社会的、心理和道德上的独立意识——毫不相称的恐惧心理。他有力地指出，在个人独立性迅速发展的同时，一种强烈焦虑也随之生成，它针对的正是手淫这种不负责任的快乐，它被胡思乱想中纷繁涌现的诱人幻像所点燃：

以解放为号召的启蒙运动标志了人类成年期的到来，而人类最隐秘、似乎无害、且最难被察觉的性行为成了它的目标，它试图监控人类的想象、欲望和自我，而这一切却是它自己释放出来的。

Laqueur倾向于认为，手淫的危险与现代社会一项最具代表性的发明有关，但他又以历史学家的谨慎措词，避免触及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问题。《俄南之罪》出版之时，股市首次出现崩盘，大英帝国的央行英格兰银行刚刚创立，郁金香热带来的非理性投资狂潮正席卷荷兰，“这一切并非偶然”，Laqueur写道。手淫象征着市民社会的堕落，市场文化开始兴起，为铺张浪费进行哲学辩护的声音盖过了传统价值观对奢侈的批判。亚当·斯密、大卫·休谟和孟德维尔都想方设法赞颂市场所具有的非凡的自我调节功能，通过这一功能，个人的放纵和贪婪可以被转换成对大众有利的事物。初看上去，手淫可能是市场的恰当象征：正是满足无止境欲望的动力驱动着巨大的产业。但事实上，手淫是唯一逃脱了自我调节机制监控的找乐方式：孟德维尔恐惧地发现，它无法被制止和限制，缺乏建设性，并且完全免费。在他写于1724年的《为公共妓院辩护》一书中，孟德维尔写道，让男孩们去逛妓院，比让他们“强奸自己”强多了。

另一项现代发明也与手淫引起的焦虑有关：独自阅读。《俄南之罪》与狄福的最初几本小说出版于同一年代，“这并非偶然”，Laqueur又写道。从十八世纪开始，正是阅读——并非任何形式的阅读，而是阅读文学市场中涌现出的大批书籍——反映着、同时又催生了隐秘的堕落。在这里起到推动作用的是私人空间的出现，在这样的空间里，私密、孤独和沉默的阅读陪伴着独处的人们。与这样的空间和阅读活动相适应的伟大文学形式是小说。正如卢梭所言，某些小说显然是特别为方便一只手阅读而特别创作的。但手淫与小说的紧密联系并不仅仅通过色情文学建立。即便是阅读那些高尚的、陶冶情操的小说，也会产生某种形式的着迷，一种对想象的深深投入，一种肉体的紧张，令人不由担心它会轻易地滑向危险的无度自慰。

相映成趣的是另一项较早时候的文化创新——公共剧院，在莎士比亚的时代，它被指控具有色情的能量而饱受攻击。道德家声称，剧院是“维纳斯神庙”，被挑逗起来的观众据称会在戏剧结束后冲进附近的旅馆或者隐藏在剧院深处的秘密房间中做爱。当然，这种指控毫无事实根据，但它确乎反映出当时对待某种据信拥有强大性力的艺术形式的恐惧心理。而也许这恐惧竟多少有些真实的意义。十七世纪晚期的某个时候，John Dunton——《夜行者，或夜游寻荡妇》(1696)的作者——在剧院里找了个妓女，一起去了她的房间，然后试图向她灌输贞洁观念。妓女严重抗议说，通常和她一起回来的男人们要令人愉快得多：他们会假装自己是安东尼，而她则扮成埃及艳后。显然，剧院唤起的欲望本质上是社会化的：愤怒的清教徒从未攻击说剧院的观众被引诱至手淫成瘾。而这一指控恰恰是针对阅读小说而发的。

导致这两种不同攻击互有区别的不仅是阅读小说时的孤独环境；演员身体的缺失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想象力的完全依赖似乎让小说更适合手淫而不是社会化的性生活。十八世纪的医生继承了对想象力的长久恐惧，他们坚信，当性兴奋由抽象的、不存在于肉体之中的东西唤起时，这种兴奋就是不自然而且危险的。这种危险被它的成瘾性显著加剧：手淫者就像阅读小说的人——或者更准确地说，就是阅读小说的人——可以随意地调动自己的想象力，进而无休止地制造和更新自己虚幻的欲望。令人震惊的是，随着教育的普及，这成了一种民主的、机会均等的堕落。毁灭性的快感对奴仆和主人同样开放，更糟的是，它对男人和女人也同样开放。女人拥有极度活跃的想象力和完善的通感能力，善于流泪、脸红和晕厥，她们的非理性和情绪的飘忽不定，令她们尤其危险地暴露于小说的兴奋之中。

女人手淫的色情图片——《孤独的性》一书中配有若干此类插图——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场面：阅读引起的极度兴奋激荡着手淫者奔向高潮，手中的书随之跌落地面，书页散开。在《尤利西斯》的第十三章“诺西卡”中，詹姆斯·乔伊斯精辟地总结并奚落了男性对女人阅读小说和手淫的焦虑。百无聊赖的少女格蒂·麦克道维尔正为朋友所恼，坐在沙丘海岸的岩石上，三心二意地听着附近教堂礼拜的诵歌声，这时她高兴地注意到一个陌生男人——利奥波德·布卢姆——正在偷看她。陷入一种梦幻状态的她开始挑逗布卢姆，在她充满廉价小说和大众娱乐式陈词滥调的想象中，他变成了一个沉思的、让人魂牵梦绕的浪漫男主角：

她恨不得抽抽嗒嗒地对他喊叫，朝他伸出那双雪白、细溜的双臂，让他过来，并将他的嘴唇触到她那白皙的前额上。这是一个年轻姑娘的爱之呼声，从她的胸脯里绞出来的、被抑制住的小声叫唤，古往今来这叫喊一直响彻着。这当儿一支“火箭”蹿了上去，蹦的一声射向黑暗的夜空。哦，紧接着，“罗马蜡烛”爆开来，恰似哦的一声叹息。每一个人都兴高采烈地哦哦直叫。这当儿，喷出一股金发丝，像雨一般倾泻下来。啊！全都是绿色的、露水般的星群，滔滔不绝地散发着金光，哦，多么可爱，哦，多么柔和，甜蜜，柔和！

我们读到了手淫者白热化的思绪，但是随着这些迷狂又老套的拙劣句子倾泻而下，叙述者的性别发生了转移，乔伊斯透露了整个性幻想中的男性部分：“布卢姆先生小心翼翼地动手整理他那湿了的衬衫。”

乔伊斯这部精彩的作品出版于1922年，它来自一个重要文化分水岭的另外一侧。二十世纪之初，原先的那些焦虑、监控文化、死亡和疯狂的威胁，所有这些偏执都开始消退。此种变化不是一蹴而就的，旧有观念的痕迹不仅仍然存在于校园文学和许多滑稽然而痛苦的家庭戏剧之中，也能在手淫被提及时爆发出的尴尬笑声中找到。尽管如此，恶梦般的医学化恐惧和惩罚的世界已经走向终点。Laqueur以一种轻松得多的笔调叙述了历史的这一部分：他把这变化主要归功于弗洛伊德和开放的性科学，但同时他也提到，这一时期的许多重要人物其实是充满复杂和矛盾性的。弗洛伊德逐渐抛弃了自己早期关于手淫有负面效果的观点，转而激进地主张婴儿手淫的普遍性。原先被认为反常的手淫，现在是构成人类状况的基本因素。精神分析的奠基人认为性兴奋开始于自体性行为，不过他称其为“性兴奋的反常元素”，并且把关于人类文明的整个理论都围绕着对它的压抑来进行阐述。在他极有影响力的论述中，手淫“成了个体发育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在手淫中成长，走向性的成熟，”Laqueur如此转述。

《孤独的性》一书的结尾简要叙述了对弗洛伊德性压抑理论的现代挑战，从1971年的女性主义畅销书《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对女性手淫的鼓吹，到一批如墨尔本手淫者(Melourne Wankers)和旧金山射精队(SF Jacks)这样的社团的成立——后者的网站上如此介绍自己：“一群喜欢和志同道合者一起射精的人”。一批古怪照片显示了手淫对诸如Lynda Benglis，Annie Sprinkle和Vito Acconci等当代艺术家所具有的突破禁忌般的吸引力。Vito Acconci曾在纽约Sonnabend画廊，躺在一个箱子里手淫了三个星期，并因此成名。“所以，艺术创造，”Laqueur写道，“就是手淫”。

我得承认，我觉得这事既愚蠢又讨厌，但是隐现在这类年轻人的哗众取宠身后的，乃是现代文学最伟大的艺术成就之一。普鲁斯特的叙述者回忆他在贡布雷的童年时，想起他在家中楼上“那间充满菖蒲花芳香的房间”，从半开的窗户向外望去，他

象探险的旅行家或者绝望得要自杀的人一样，在做出壮烈举动之前不免踌躇再三，而终于心灰意懒，想从自身中另辟蹊径，却又自以为面临山穷水尽的绝境；忽然，我发现，除了垂到我眼前的那株野生的黑加仑树的枝叶外，还有这样一条象蜗牛行迹似的大自然的脚印。

从《在斯万家那边》(1913)中这短暂的片刻里，我们似乎又回到了Laqueur笔下细致描绘的那个文化世界，那个把手淫当作背离自然法则和擅闯禁地的世界。然后，当我们发现了蜗牛形迹，景色便回复到它平凡而日常的形式，那貌似人迹罕至的路径原来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了——普鲁斯特经常这么干。

现代小说中这一场景被用来探索自我内心空间的至深之处，用来颠覆尴尬与羞耻，用来揭露包括性在内的隐藏在暗处的真相，用Laqueur的话来说，这一切并非偶然。普鲁斯特并非在鼓吹夸大手淫的重要性——它只是作家成长路径上小小的、不成熟的一步。尽管如此，Laqueur勇敢的文化史写作（即使在今天，写作这本书仍然需要勇气）清楚地说明了，为什么普鲁斯特在赞美想象力的同时，必须为手淫留出它应有的位置。对我们而言，同样如此。 


来源|译言
译者|rhizome  原文